
米勒承认,在近年来美国的文学研究中,一个最重要的变化便是文化研究的兴起。变化大致始于1980年代,以后的岁月见证了以语言为基础的理论研究纷纷向文化研究转向。这里有多种原因。一些外部的事件诚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,如“越南战争”和民权运动。但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,则是传播新技术与日俱增的影响,即人们所说的电子时代的到来。据米勒分析,义无反顾转向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们,恰恰是大学教师、研究人员中被电视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第一代人。他们当中许多人从孩提时代起,花在看电视和听流行音乐上的时间就远较读书为多。这不一定是坏事,但确实有所不同。而讲到文化,这里“文化”一语的含义已不再是阿诺德(M. Arnold, 1822—1888)所说的一个民族所思所言的最好的东西,而确切说应是全球消费主义经济中的传媒部分。这一新型文化很快替代了昔年的书本文化。所以,毫不奇怪,年轻一代的学者们更愿意研究他们熟悉的东西,虽然他们依然恋恋不舍在书的文化之中。而文学研究的不景气,事实上也在推波助澜,逼迫文学专业的学者看准门道改弦易辙,转而来研究大众文化、电影和流行刊物。米勒承认,所有这些新潮——文化研究、妇女研究、少数人话语研究等等,其目标都是值得称道的。但有关著述大都零乱,故将它们整理出来,设置到课堂课程之中,予以分类、编辑、出版和再版,还只是浩大工程的第一步。而另一方面,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分档归类,恰恰有可能是损害了这些文档原生态的巨大的文化挑战力量。